近年来，随着全球自然环境污染及人们对社会关系治理问题越发重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社会责任逐渐成为国际共识，由此ESG评价体系也逐渐开始得到全球国家的广泛关注及应用。

总体而言，ESG理念不断得到深入发展已是大势所趋。但由于全球各国自身经济发展背景及社会制度不同，ESG在各国的应用中也有着较大的差异化，同时在发展实践过程中也仍然存在多方面的问题亟需完善。

从资本市场的视角看，ESG投资作为一个新兴起的投资参考体系，我们也非常有必要对其发展情况进行深入研究、思考与讨论。鉴于ESG体系异常庞大复杂，本文重点针对ESG在全球及中国应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全球ESG投资的发展现状

ESG是英文Environmental（环境）、Social（社会）和Governance（治理）的缩写，是一种关注企业环境、社会、治理绩效而非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

其中，E-环境标准用来评估公司在环境方面的影响，指标主要包括环境治理、温室气体总排放量、污染物排放量、污染治理政策等；S-社会标准用来评估公司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指标主要包括公司公益项目参与程度、供应商环境政策、员工多样性等；G-管理标准用来评估公司管理层领导能力，指标主要包括董事会多样性、股权结构、薪酬体系、风险管理体系、ESG合规情况等。

ESG体系主要由数据获取、指标体系建立、权重设置、评估过程、评级结果五个流程构成。

其中信息披露以及数据获取是ESG体系的根基，由企业根据实际情况来按标准公开自身信息，同时评级机构通过企业自主披露、媒体报道、监管部门公告等途径获取信息数据。

信息的丰度和数据的准确程度决定最终结果能否真实反映企业ESG的综合表现。

评级体系建立由机构完成，目前全球已有超600项评价体系，尽管它们在表观大体上很类似，但在不同国家及不同机构对于个指标的遴选、权重设置、评价方式、报告呈现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差异，并且也未形成公认的统一评价标准。

目前国外综合实力较强的ESG评级机构主要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包括MSCI、标普道琼斯&SAM、汤森路透、富时罗素及晨星等机构，在中国则主要有华证、商道融绿、嘉实、社投盟等机构。

据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GSIA）统计，全球五大主要市场（美国、欧洲、日本、大洋洲、加拿大）的ESG投资规模从从2012年的13.6万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35.3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速超过10%。

其中2020年美国ESG投资规模达17.08万亿美元占比达48%，是全球ESG投资规模最大的地区，其次是欧洲、日本、大洋洲及加拿大地区。

从投资策略角度来看，主流策略包括负面筛选、ESG整合法、企业参与和股东行动、依公约筛选等。其中负面筛选和整合法是采用最多的策略。2020年，G整合法策略下的投资规模达25.2万亿美元，占比43%。采取负面筛选策略的投资规模达15.03万亿美元，占比26%。

目前认同ESG理念的专业机构一直呈现大幅增加趋势，截至2021年，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的签署机构达超过4700家，其中投资管理人占比75%。

以专业机构管理的ESG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据德勤金融服务中心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专业机构管理的ESG资产规模增长至46万亿美元，在资产管理总额中占比近40%，德勤预计到2024年这一数字还将上市至80万亿美元。

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签署责任投资原则的机构在近几年也在明显增多，截至2021年共计有超170家签署机构，但以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及金融体量，该占比相对还很低。

二、ESG投资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客观来讲，通过海外大量ESG投资策略产品最终所取得的成绩看，ESG投资的效果整体是值得肯定的。

在正常市场环境下，通过ESG标准策略筛选出来的资产组合整体表现都相对优于其他普通指数，尤其是在一些宏观环境出现较大风险变化时，ESG策略相比其他策略产品表现会明显具备抗跌韧性。如在近两年新冠爆发、金融市场大跌时，美国的标普系列 ESG 指数依旧跑赢基准指数。

不仅于此，通过广泛深入推广ESG理念，全球企业的发展理念也逐渐开始从单纯重视EPS，逐步转向ESG和EPS并重，这对于促进企业对环境、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各方面进行有意识地提升和改善起到非常积极的引导作用。

但通过实践发现，目前ESG投资中依然存在很多值得探讨的困扰问题。比如：不同国家及机构在实践过程中仍缺乏统一评定标准、企业在执行信息披露时“扬长避短”问题难避免、评级机构数据获取难且准确性存疑、对投资的指导实际意义对比不明显、目前的ESG信批及产品设计大多集中在“E-环境”指标，对“S-社会”及“G-治理”指标的覆盖较少且缺乏标准等。

这些问题，目前全球国家都依然在不断探索寻找更完善的解决方法。

（一）ESG仍缺乏统一的评定标准：由于全球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等背景因素不同，各国的机构在对ESG体系设计时采取的评定标准不同，评级方法也不一样，很多评定因子的难数据化定量且难保数据真实性，导致同一企业在不同评级机构产品之间的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而缺乏一定说服力。这在全球化投资的背景下，对于一些被动跟踪的资金配置也会造成一定困扰。

（二）企业信批失真及评级机构数据获取难保准确性：虽然如今全球的ESG信息披露规则逐渐转向“强制性/不遵守就解释”方式，但由于信息披露要求覆盖面越来越广，同时出于利益驱使，企业必然存在对有利于自身的信息故意放大，对不利信息故意在不违规条件下少报或避开。同时，企业信息披露原则上需经过外部鉴证，但目前大部分企业缺乏这一流程。

根据报告，美国作为全球最大且最成熟的ESG体系应用地区，仅有36%的企业披露ESG信息经过外部鉴证，且其中绝大部分都仅有涉及“E-环境”维度的数据鉴证，对于其他两个维度数据极少有经过鉴证。

此前，有数据调查发现，中国2020年各行业公司披露的ESG指标大部分是正面指标，负面指标数量平均仅占26.24%，且正面指标披露率明显更高，负面指标披露率低，其中一些行业的负面指标披露占比低至个位数。

而尽管评级机构可以通过外部公开渠道抓取，尤其是争议数据、负面影响实践等，但有时候会很难确保真实性及程度影响的准确性。

信息披露及数据获取是决定ESG评级最终是否真实准确的关键基础，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果在这个节点产生错误，最终的评级可能会难以反映企业的真实情况。

（三）对投资的切实指导意义仍难自证：由于ESG评级体系覆盖面广且更侧重企业非财务数据评价，所以依照ESG数据为评价标准所设计的产品在指导投资方面尽管往往能跑赢基准指数，但与其他普通策略基金产品对比往往并没有太突出的表现。

一方面，尽管ESG侧重考核企业的非财务要素，但基本也是企业财务数据稳健为前提，这导致了很多情况下ESG投资选择标的重合度会较高，比如行业多是分布在信息科技、通讯服务、医疗保健、金融和工业等领域，而对能源及公用事业类股票持有比例极低。

据MSCI数据，全球规模前二十大ESG基金行业配置主要以信息技术为主，平均持仓占比25% ，其中重仓股又集中在少数BBB级以上的企业，比如苹果（BBB级）和微软（AAA级）的平均仓位最高，比重分别达到了5.7%和5.1%。

但这种配置结构，其实与很多其他普通策略基金的产品差异并不大。

差别稍大的地方在于，ESG基金对工业、公用事业、医疗保健和消费行业的平均持仓占比在10% 左右，能源行业的占比较小甚至接近0%。

另一方面，对于一些行业企业来说，ESG评级较低的并不影响其在业绩及股价的不断增长，尤其对于一些周期行业，比如传统能源、工业材料等甚至在一些经济周期会迎来巨大景气上涨。而一些高ESG评分的企业尽管可能在规避风险方面相对具有优势，但ESG评分与资产收益并不存在线性关系，不一定都能在业绩增长上收获高收益。

据Morningstar Direct的数据显示，在2012年至2021年期间，美国所有大盘股基金的年化回报率为14.87%，而专注于ESG的基金回报率为15.58%，差异并不明显。

而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市场，基于经济还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阶段需要耗费大量的能源、材料，或者在企业治理方面更侧重业绩增长的指标，导致一些企业ESG评分虽然不高，但由于符合本国经济发展阶段需要，在市值成长上也丝毫不会逊色与高ESG评分的企业。

（四）大多ESG基金集中于“E-环境”方面，对“S-社会”和“G-治理”领域的研究仍覆盖较少。尤其在“S-社会”领域，由于涉及的要素较为广泛且难以界定，比如人权、雇员关系、工作环境健康、性别平等、客户权益、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在不同国家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会有非常大的差异，所以一直难以达成对“S”要素定义的共识。

此外，ESG评级机构由于自身的偏好甚至政治立场可能丢掉自己的中立特性问题也值得引起重视。近年来，国外机构就陆续出现过不少大型ESG评级机构因政治立场原因，对一些中国企业下调评级甚至剔出其指数范围的先例。

2018年以来，海外一些国家以各种莫须有借口发起抵制新疆棉运动及制裁中国科技企业，其中一些ESG评级机构或便是手段之一。如在2022年3月，中国体育用品巨头李宁因坚持使用新疆棉而被全球最大的国家主权基金挪威政府养老金从投资组合中剔除，理由是“由于该公司助长严重侵犯人权的不可接受的风险”。

此外，ESG还带来一些国际问题：落后国家为了发展经济排斥如先进国家那样的ESG高标准，是否应该得到认同？以及会不会成为先进国家通过ESG体系监管手段施压，要求高耗高污的落后国家交更多的碳排放税？

这些都是摆在全球国家面前需要理清的重要问题。

三、中国ESG投资实践经验及思考

相较于海外欧美发达国家，中国ESG监管政策建设起步较晚，但中国整体ESG监管政策在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在不断完善。尤其是在“碳达峰、碳中和”发展理念提出之后，ESG理念愈发得到国家、监管机构的重视，ESG体系建设也在加速发展中。

2012年香港便把环境、社会及管治相关规定写入《上市规则》附录中，依照自愿性披露建议，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环境、社会责任内容。2015年以后，港交所几经修订完善ESG相关披露规则，并不断引进新的ESG关键绩效指标，扩大强制披露和“不披露就解释”的范围。

到2021年底，港交所再次修订指引，要求《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必须提前至与年报同步刊发。

在国内，尽管一开始没有完整的ESG监管体系，但早在2008年之前，深交所、上交所便对一些高污染行业上市公司要求发布环境报告，以及要求上市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定期顶固并自愿披露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

2017年之后，随着上交所及深交所加入联合国年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倡议，A股开始加快国际化进程，2018年证监会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对ESG信息披露进行明确要求，从此完全确立中国ESG信息披露基本框架。随后A股先后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富时罗素全球指数等国际指数，吸引越来越多国际资本的关注。

在ESG评级机构方面，除MSCI、富时罗素等海外机构开始覆盖部分A股ESG评级外，国内也开始逐渐探索出了本土化的ESG评级体系，包括华证、中证、商道融绿、嘉实基金等。相较于国际的ESG标准，国内融入了更多符合当前发展阶段的指标，如污染防治、违法违规情况、公司治理、精准扶贫等指标。

比如商道融绿是国内综合实力最强、指标体系最复杂的头部机构之一，目前覆盖全部A股公司，以及约500家港股公司，其ESG指标体系有13项二级分类议题，200项具体指标，来源于1000 余个数据点，评级呈现形式为满分为100分，同时设置从A+～D共10个等级。

在ESG披露上，据商道融绿统计，虽然2018年起国内已经建立完整的ESG监管体系让上市公司逐渐有了较强ESG披露意识，但直到目前，A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依然存在较多问题。如自愿披露率还较低，大多侧重于披露对自己有正面影响的定性指标，且集中在E-环境和G-治理领域，对于S-社会指标披露率还较低。

尤其是一些负面属性的定量指标，如危废排放量、温室气体排放量、促进多样性、同工同酬、员工离职率、非正式员工比例等问题往往能避则避，或避重就轻披露。

一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流于形式，不能准确地反应企业经营发展的真实状况，也导致了ESG评级机构的最终评级结果出现偏差。这也是海外国家ESG信息披露方面都面临的情况。

在ESG投资规模上，据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三季度，我国把ESG产品作为主要投资策略的投资主题基金约297亿元，ESG概念主题基金超过2500亿元。但名称中含有“碳中和”、“可持续”、“低碳”、“环保”、“新能源”、“绿色发展”等关键词的泛ESG基金总资产规模已超过了1.2万亿元，相关产品数量近千只。

这个数据也反映了，尽管近年来ESG理念在国内发展较快，但专题基金规模依然较小，仅有符合国家“碳中和”发展理念的绿色基金规模增长飞快。纯正的ESG投资尚未形成气候。

这背后，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受中国资本进出开放程度影响、国内相关ESG监管政策推进较晚、国内ESG基金市场规模不足导致市场及上市企业对ESG信息披露尚未形成正面反馈等。

反应在ESG投资的业绩上，与海外ESG产品的问题相类似，我国内的ESG主题基金的业绩表现虽然整体抗风险性由于其他普通策略产品，但除了少部分产品表现相对较好外，其他的相对优势并不够明显。

如中证ESG评级高的公司其股票收益率2020年至今不及大盘平均水平，华证ESG领先指数表现也是比保险平平。

中国的ESG投资相关产品，想要获得更好的业绩回报，还要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结语

整体来看，ESG理念在全球范围得到深入推广，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来说是一件非常值得乐见其成的好趋势。

ESG在未来发展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参考体系，但整体依然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痛点，这可能需要世界各国在未来继续不断在相互理解中探索，形成尽量多的共识与标准。

中国的ESG体系建设真正全面推进的时间并不长，并且中间还因为存在市场剧烈波动、市场制度重大改革、宏观经济事件冲击等因素对其发展造成一定影响。ESG体系建设能取得目前的成绩，已经较为令人鼓舞了。

从长期视角看，尽管目前ESG体系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尚有很多问题需要完善，但基于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及金融市场规模，ESG投资未来在中国必然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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